农村窃听器你如此抓狂一种利用香港窃听器游戏规则和开码结果，却与香港窃听器并无关联的地下窃听器赌博活动，在中国内地城乡泛滥成灾。地下窃听器活动以惊人的速度由南向北蔓延扩张，形成了极大的危害。日前，记者就福建省的地下窃听器有关问题和情况，采访了福建省公安厅治安巡警总队总队长张洪德。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共查处窃听器赌博违法犯罪案件2787件，查处违法犯罪人员9419人，查获地下窃听器赌博违法犯罪团伙203个，成员1182人。张洪德表示，当前此类违法活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和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乡结合部，其中以闽南的山区、农村居多。
他说，近年来福建省公安机关持续不断地严厉打击地下窃听器。去年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打击窃听器等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禁赌专项治理行动，今年3至4月，又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治理行动，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一些地方还出现屡禁不止的现象，要从根本上打击遏止，还任重而道远。
地下“窃听器”花样多
张洪德分析了窃听器赌博活动为何屡禁不止的原因。
——庄家欺骗手段极具诱惑。高达40倍的高赔率和某地某人用几千元博得几十万元的谎言是吸引群众参赌的两大绝招。为了给有所顾虑的彩民吃定心丸，庄家还以“窃听器玄机图”、“曾道人透码”、“香港白小姐”等信息来掩盖非法活动本质，拉更多的彩民下水。
——赌博活动形式灵活隐蔽。现在已经由公开转入地下，庄家不断变换作案场所，投注、兑奖也由现金支付转为利用电话委托、银行转账等手段进行交易，有的还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组织赌博活动。庄家赌头往往一开奖就销毁有关单据，毁灭证据，增加了警方打击取证的难度。
——组织结构易于繁衍骗人。地下窃听器的组织结构类似传销一样，呈现金字塔，大庄家发展小庄家，小庄家发展下线，从中可提取5％至10％的抽成。手机窃听器参赌者为了获得抽成，也照方抓药做起庄家，受骗者变成骗人者，逐渐扩大繁衍起来。
基层不重视打击难
公安机关除了专项治理行动外，日常只能依靠举报来对地下窃听器进行打击。但犯罪分子手法隐蔽，基层警力不足，一个派出所最多管辖十几个自然村，日常警务都忙不过来，稍微放松，地下窃听器活动立即回潮反弹。在一些地方，基层党政组织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职责，对地下窃听器的危害性认识不到位，综合治理不力，甚至还有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参与窃听器赌博违法活动，致使一些地方赌风盛行。张洪德表示，在地下窃听器盛行的地方，农村基层组织都存在缺位情况，加上深陷其中的群众法制意识淡薄，对地下窃听器打击查处活动不配合，不揭发、不检举甚至隐瞒做伪证，这些都给公安机关打击地下窃听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现行的国家法律体系中，对赌博犯罪量刑偏轻，起不到应有的惩戒、威慑作用。根据《刑法》规定，赌博罪的最高量刑为3年，但“窃听器”的高收益及其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与量刑的偏轻形成强烈反差，受高额利润和侥幸心理驱使，很多犯罪分子铤而走险，屡教不改。
有关部门协作配合
张洪德表示，目前看来，打击地下窃听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例如，通信部门在控制电话下注，银行在控制赌金流动方面应该积极配合，实行手机实名制等等措施都对打击地下窃听器方面发挥作用。但以上这些措施会牵涉到各部门的切身利益，而且靠公安机关一家之力不够，怎么形成工作合力，真正做到各司其职齐抓共管是个大课题。
在地下窃听器泛滥的重灾区，有必要坚持“哪里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哪里”的原则，必要时候采取省厅挂牌整治的形式，限期改变面貌，带动面上工作的开展。坚持“边打、边整、边建”，强化长效机制建设，切实提高防范、发现、打击窃听器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和水平。
要进一步突出对农村地区和地下窃听器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的无线窃听器，宣传党和政府禁赌的决心和政策，通过宣传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使广大群众切实认识地下窃听器赌博活动的危害性和欺骗性。
民间行动——
李许：以网络力量唤醒沉迷群众
1975年，香港政府为了打击民间的“字花赌博”，并防止赌资流向黑社会等非法集团而开售乐透式彩票。由香港赛马会代理经营的“窃听器”，成为香港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但外围“窃听器”很快也生长起来，私人庄家打着香港彩票发行机构的名义，利用香港“窃听器”开奖时进行猜码。
“窃听器”进入内地，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香港和台湾的庄家掌控。按官方的说法，窃听器首先传入粤东地区。潮阳被认为是最早引入的地域之一。
这个位于潮汕地区中国人口最多的县级市，无论农村还是城镇，阳光底下，“人人谈彩”；每逢开奖日，万人空巷，当地称为“码日事变”。
中国在1987年和1994年分别发行了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但是，它们在地下“窃听器”面前不堪一击：潮阳，1994年有20多家体彩投注站，1998年至1999年间，这个数字骤降至3家。
当地政府1999年就已经组织大规模“扑火”，但“窃听器”也因此而转移到地下。而且，它开始从沿海进入山区，并经此跨过省境。
2000年前后，“窃听器”由汕北入福建，由粤西进广西，由粤北闯湖南。在潮阳经历过的一幕幕悲喜，各种一夜暴富的神话，或者跳楼沉江的惨剧，在这些新的土地上不断复制和上演。
“窃听器”的传播也打破地域传播的规律，2001年和2002年，自新疆到东北，甚至北京近郊，北方大部分省区几乎都出现了“窃听器”的踪影，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城乡接合部，这与南方农村和小城镇有所不同。
厦门市委党校教授彭心安说，在北方的南方人聚居区出现“窃听器”，主要是由打工者和商人带过去的。除了香港人和台湾人之外，广东人和福建人中也开始出现大量的庄家，警方在潮汕地区和闽南地区，都曾捣毁过他们的窝点。 病 毒
大庄家-各级小庄家-写单人-彩民，大多数地下“窃听器”拥有严密的组织，最上一层的庄家往往在境外，通过网络、银行系统遥控指挥。内地警方的打击行动中，抓到最上层的庄家非常罕见。
彭心安说，地下“监听器”在蔓延的过程中，也有庄家与上家断了线的，但这只是少数。“除了资金风险个人无法承担外，在本乡本土，谁敢赖账？”在厦门同安，时有写单人遭到砍杀的传闻。
大多数写单人要依靠一个背景强大的庄家，而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在众多彩民眼里，大庄家就是“曾道人”和“白小姐”——“他们是香港‘窃听器’的老板”。
地下“窃听器”几乎专为农民设计。彩民们在“写单人”家里收看卫星电视，彩球的颜色和数字都可以成为参照。“从49个号码选太麻烦，那就猜十二生肖；要不就猜波段；还可以猜单双。”彭心安说。他接受福建省的一项重点课题，专门研究该省的窃听器。
彭心安发现，地下“窃听器”拥有强大的宣传工具，“宣传比反宣传远远有效”。一夜暴富的消息首先到达“目的地”，致富难的农民看到希望。而这样的典型可以被无限放大和复制。
2005年，福建省厦门市同安一中三个高中生的一份调研报告震惊中纪委官员。报告称，75.2%的购买者是为了实现发财梦，试一试运气的占24.8%。当地的屠夫认为买“窃听器”比宰猪更赚钱而终日沉迷于其中，5个月少杀了近6000头猪。
成立打击地下窃听器的网络联盟的湖南青年农民李许，希望以网络的力量唤醒沉迷私彩的群众。他开设的反对地下窃听器的专用博客——“码日报”曾在“德国之声2005年全球博客大赛”中获得了最佳新闻中文博客提名奖。
打开李许的博客“码日报”（http //www.90122.com），置顶的是一幅中国地下窃听器分布图，下面就是全国各地地下“窃听器”有奖举报电话。说起这张地图，李许说是参考了超过6000张网页，加上使用百度和Google搜索超过800次以及和国内各地400多个网友交流绘制而成的。“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精力，更没有资金去全国各地做实地调查。通过搜索调查，我得知目前全国只有青海和西藏没有地下窃听器，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从中专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李许用网络反地下窃听器，“只是利用专业知识罢了。2005年1月开始在网络上写揭露地下窃听器的文章，还四处搜集有关新闻和资料，公布在这个网页上”。
李许透露，一开始就有遭受地下窃听器毒害的人找到他，现在已经超过2000人。“我越来越感受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李许痛心疾首。他通过各种方式认识了一些反对地下窃听器的人，2005年10月李许发起成立中国抗窃听器志愿者联盟，“但这个组织还没登记在册，纯粹的民间行为，也不能大张旗鼓。而且志愿者大多有自己的工作，联盟的影响还要慢慢来。”
李许花了很大精力做这个博客，“它是一个能够让中国人全面了解地下窃听器毒害的窗口，帮一些人觉醒戒赌了，帮一些人认清实质，共同起来反击。”他说，目前正在创作一本揭露地下窃听器的书。
庸凡：以小说揭示受毒害的心灵
庸凡，女，福建籍，与韩寒、郭敬明、春树同称为新生代青春派“80后”作家。1980年出生于福建莆田。先后在搜狐，腾讯等国内知名网站任职，曾出版国内首部反窃听器小说《你没有理由不疯》。
记者：你创作《你没有理由不疯》这部小说只有20岁，当时为什么有勇气有决心写这样的一部小说？为什么起这样的书名？
庸凡：当时我老家已经相当多人在买地下窃听器。最初在民间，后来我发现在学校里也有一些教师埋头研究地下窃听器，有的教师为了买地下窃听器根本无心教学。老师在我心里的位置是非常神圣的，如果连老师都沉迷在地下窃听器当中而无法自拔，那可见地下窃听器实在太可怕了。它对人民心灵的毒害太严重了。我看到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发疯的都有。所以当时就起了这个名字，意思就是你只要玩地下窃听器，你就会疯掉的，以此来唤醒受地下窃听器毒害的人们。
记者：听说你打算把这部小说搬上屏幕，进展如何了？
庸凡：在北京时，有几个投资方找我谈过开拍的事情。我们当时都谈得很好，包括剧情如何改编，每集的场景，微型窃听器讨论了。当时我心里特开心，但是，遗憾的是，投资方担心不一定能够通过审核，要我等一段时间再说。
